公函求情应该寿终正寝了推力滚子

“公函求情”应该寿终正寝了

“公函求情”应该寿终正寝了 2016：

深圳罗湖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于去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刑拘，检方指控其收受贿赂64万多元。该案于上周五在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时叶军承认全部指控，叶军的辩护律师出具叶军单位出具的“求轻判”证明，希望法院从轻判决。（10月21日　南方都市报）

据报道，深圳罗湖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伙同商人违背“拆迁会议纪要”，拿国家钱慷“个人”慨，收受好处费30万元。在铁证面前，叶军选择了束手就擒，自首。然而，让人惊愕的是，叶军原工作单位罗湖环保水务局竟用加盖公章的“工作勤勉”证明来给叶军“求情”。不禁纳闷，既然贪官那么“勤勉”为何还会费尽心思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私利，以权谋私，坑害国家利益，并数次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呢？“工作勤勉”证明不仅自相矛盾，更打了单位的脸。

姑且不说，法院是否会采信，但用“工作勤勉”来给贪官求情简直荒唐可笑，这根本不能成为量刑的理由。可见，单位不仅是不懂法，更是矫枉过正，无理取闹。我国《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是非公职人员和普通老百姓犯了如此“大错”，谁会为他们求情，谁会送来“求情公函”呢？

近年来，“公函求情”在各地纷纷上演，求情理由也五花八门，有的认为个人“表现好，贡献大”；有的认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有的认为对当地经济发展不利等等。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法院审理某公司负责人涉嫌非法持有弹药案时，收到所在地政府“建议书”，要求对嫌犯减轻处罚；凤阳县国税局大庙分局副局长乔伟、总铺税务分局局长巨世耀等人因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和受贿罪分别获刑。在乔伟与巨世耀落马后，凤阳县国税局曾专门向司法机关开具证明求情，证明乔伟等人“表现优秀”。

公函是为公事而从公权部门发出的文件一类的文书，它的特有界定应该是“公事”。行政机关出具公文为被查处官员求轻判，一是贪官演技太高，隐藏太深，让单位心甘情愿表达“人情味”，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为了掩盖单位领导包庇、纵容和放松管理的责任，说不准更是“丢卒保车”，上演的“自保”大戏，妄图为犯罪嫌疑人背后庞大的关系网遮遮掩掩。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单位向法院出“公函求情”这种行为是不妥当的，单位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就定罪量刑提出意见。单位的“求情公函”俨然变成了对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的非法干预，这是对权力运行规矩的僭越，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有违依法治国的精神。深究其里，“求情公函”逼宫法律，这背后恐怕跟我们对政府公函干扰司法审判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有关系，也跟这种以集体名义发文，无人承担责任也有关系。

公函是政府机关的行文，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不应公权私用，成为个人利益代言的工具和干预司法的“公器”，影响现代司法的公平正义。笔者认为，“公函求情”应该寿终正寝了，相关单位出具公文请求法院轻判被告人，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背道而驰，属于干预司法审判的不当行为，人民法院应予坚决拒绝。任何公权部门应当谨记，权力之手不可伸得过长，以“组织”之名的“另类求情”当休矣。同时，必须对背后滥用公权的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以儆效尤。

此外，纪检监察部门不能被“求情公函”表面的假象所迷惑，要查一查“求情公函”背后到底夹杂多少权力庇护，顺藤摸瓜，拔出萝卜带出泥，说不准有意外收获。（郑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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